面对工业化农业，德国人说：“我们受够了！”

【编者按】

　　谈及中国农业发展，欧美好像都是我们的模版，甚至是我们的未来：大规模，现代化，农业高产，农村优美，农民富足。这里面多少掺杂着一厢情愿的想象。

昨日人民食物主权推送的《农业不能学美国！——美国农业到底出了啥问题？》，向大家揭示了美国农业的种种问题；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农业工业化的标杆——德国，人们正在以示威游行的形式，激烈反对看似很先进的工业化农业道路、反思工业化的农业。这无疑是给那些将大资本、大规模、高科技、标准化视为农业的出路和食品安全解决之道的人敲了一记重重的警醒。

　　德国今年年初最大的游行不是德雷斯顿的PEGIDA游行及其反游行，而是1月17日在柏林举行的“我们受够了！”游行。人们来自全德各地，他们开来了近百台拖拉机，打扮成动物和植物，发表激昂的演说，在许多不同的运动和愿景之间建立共识和团结……　　在过去的五年里，这场真的就叫做“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的游行每年一月在柏林如期举行，人数从2011年的两万人，稳步增长到了今年的五万人，参与者包括农民团体、消费者团体、环保组织、动物福利组织、国际援助组织等两百多个团体。他们共同的诉求，是反对日益工业化农业，支持家庭农业。　　工业化的标杆德国，在反对工业化的农业。这一点颇耐人寻味。那么，什么是工业化的农业，为什么反对它？　　工业化的农业，就是把工业生产的规律套用到农业，它把土壤、水资源、环境、动物和植物都当作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工业投入品，以此来组织完全以人的意志来设计和控制的大规模生产。最典型的，是大型集约化动物养殖，以及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这两者有它们典型的问题。　　大型“动物工厂”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将动物终身监禁在狭小的牢笼中，为了不让它们在狭小空间内相互伤害，而对它们进行“改造”，比如拔掉牛的犄角，剪掉猪的尾巴和鸡的喙；为了防止动物生病，对它们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最终残留于食品；动辄成千上万头只动物每天产生大量废物，这些“动物工厂”常常声称具有现代化的治污手段，事实上却常常造成所在地水体、土壤和空气的严重污染。

参与者：

“工业化农业”远不只有这两种具体而直观的表现，它还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单一作物种植（英文里有个简单的词“monoculture”——单作）是指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一种作物，而且不事轮作。这种模式便于机械化，节省人力，但是，不间作、不轮作的土地是病虫害的理想温床，因此这种模式更加依赖于化学喷洒来抑制病虫害，而不像具备生物多样性的农田那样，可以利用大自然相生相克的规律来保持健康。单一的种植也意味着不种绿肥、不养动物，因此肥料也必须来自农场之外。化肥唾手可得，却破坏土壤、污染水源。　　但在游行参与者的眼里，“工业化农业”远不只有这两种具体而直观的表现，它还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而在它们背后，则有着一整套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他们反对的，既是它的面子，也是它的里子。只有把这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放在欧洲和德国的农业政治的大背景中来看待，才能理解游行的人们受够了什么。　　这场运动的一大不满，在于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英文“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他们认为该政策长期偏袒大规模工业化农场，而没能给予小规模家庭农场以应有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大家伙们将农业绑上了资本和工业的逻辑，“动物工厂”和单一种植就是其掠夺性生产的最典型表现。而规模小得多（在德国通常是几公顷到几十公顷）的家庭农场，则更能秉持传统的农业知识和伦理，能够维持农业生产中的生态平衡、守护乡村景观，并给予他们饲养的动物以应有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前者只把农业作为商业，而后者也将它作为生活；前者只关心农业的最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后者会在乎农业的整个过程，以及这整个过程中的多重价值。也正是因此，联合国将2014年定为“世界家庭农业年”，来承认世界各地的小农在捍卫粮食安全、均衡营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上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富裕的德国，小农的日子却并不惬意。由于食品零售业的寡头垄断（4家企业控制着85%的市场）创造出了全欧最低的食品价格（相对于收入），德国农民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此外，过分严苛的食品卫生监管，以及流通渠道对农产品外观的过度挑剔也增加了小农的负担。但更主要的是CAP的补贴政策，它让德国的小农无法与工业化农业竞争，在过去的十几年，大批小农场在不断上涨的土地行情和动荡的市场环境中关门歇业。大农场则兼并小农场，越做越大。　　CAP支配着高达欧盟40%的年度预算开支，近几年的年度平均预算达到六百亿欧元左右。但是长期以来，补贴额度与土地面积成正比（每公顷三百多欧元），而且不加封顶，这让大规模农场成为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它们仅凭其巨大的土地规模就能获得远多于小农场的农业补贴，但它们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和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低于那些在精耕细作的同时给土地留出休养空间的小农场。制度的漏洞，甚至让一些工业巨头也能获得大笔补贴，《明镜》周刊在2013年2月的一篇报道提到：德国30%的农业补贴被1.9%的主体领走了。

开着

拖拉机去游行

　　从2011年第一次游行以来，“我们受够了！”运动就试图介入将于当年10月开启2014～2020年度CAP改革进程而改变现状。但是，在工业化农业阵营的强大游说攻势下，这一改变却没有发生。　　CAP补贴对“大家伙们”的倾斜与德国政府对沼气发电的“双重补贴”政策的作用相互叠加，让小农陷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沼气发电与太阳能、风能一起，被默克尔政府作为放弃了核能并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之后的德国未来将要依赖的可再生能源形式。沼气发电通过种植大量的玉米、油菜等作物，经过发酵产生沼气，供燃烧发电。小型化的装置允许农场自身生产能源作物并就地发电。早在2000年，德国政府就开始对可再生能源进行上网电价补贴，这让把可再生能源卖上电网的发电者可以得到高于市场价的回报，除此之外，种植能源作物同样能够得到CAP的农业补贴，于是，沼气发电就享有了“双重补贴”。优厚的回报让沼气发电者不断扩大土地规模，种植越来越多的玉米，而且只种玉米，这让玉米的单一化种植在全德各地广泛蔓延。这个过程造成了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让很多生产食物的农民破产，或改行，也令德国在2011年时，在25年中第一次没能生产出足够本国食用的谷物。　　启动于2011年10月的2014～2020年度CAP改革，原本被广为期待可以变得更加环保、可持续，还上过去CAP对欧洲公众欠下的账。这是因为，支付CAP巨额补贴的是广大欧洲纳税人（德国纳税人当然是它最主要的贡献者），但领受其补贴的是仅占欧洲人口5%，对欧盟GDP贡献不到2%的农业人口，它的合理性基础，是这笔钱能够为欧洲创造公共利益。这些利益除了食品安全、农业传统的存续，就是对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守护。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委员会的改革提案中本来包括三种看起来很不错的“绿化”（greening）条款：

一、在农场保留永久草场；二、开展至少三种作物的轮作；三、保留至少7%土地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专供动物昆虫栖息繁衍，以及水体和土壤的更新修复。　　如果做不到这些，农场主就拿不到全额的直接补贴。但是，博弈的结果是这些条款被各种漏洞和豁免条款大打折扣，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绿化”CAP的能力。　　除此之外，与直接补贴一同构成欧洲农业补贴的“两大支柱”的农村发展基金中的钱却变少了。直接补贴的功能是增加农民的竞争力和生产力，而农村发展基金除了支持农村发展，同时也用于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可是改革之后，该基金的预算比2006年减少了20%之多，只占CAP总预算的1/4，更糟糕的是，新CAP允许成员国把农村发展基金中最多25%的比例转移到直接补贴中，让本来就所剩不多的资金池进一步缩水。用在环保上的钱变少了，用在扩大产能上的钱却在增加，而小农从两者中所能获得的资金都非常有限，虽然他们能拿到补贴，但是补贴发放依照的却是把他们赶出市场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仍是属于工业化农业的时代。　　因此，本届CAP改革过程中，最初提案中对公平和绿色的承诺，结果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其中的那抹“绿色”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被不断稀释。过去四年的“我们受够了！”运动，经历了一条从对新CAP的希望，到对博弈过程的不满，再到对结果的失望的弧线。他们所能做的，一方面是卧薪尝胆，不断指出现行CAP的问题，把希望寄托于下一轮的CAP改革，另一方面，集中火力阻击正在酝酿中的其他助长工业化农业的制度安排。　　为了促进这场运动的团结和成熟，“我们受够了！”在去年十月在柏林举行了一场大会，在游行之外，深入探讨诸多议题。欧洲新种子法的立法是其中一个受到热议的话题。　　种子是农业的基本要素，对种子的管理方式可以决定农业的模式。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拿出了一份立法提案，试图将原本相对具有弹性的种子管理制度加以“规范”。它不仅要求所有参与种子流通（不限于买卖，也包括交换和赠送）的人都必须将自己注册为“操作者”，还要求注册被流通的种子，而且，只有同时满足如下三项条件，种子才能得到注册——独特、一致、稳定。这意味着那些由农民借助自然授粉培育出的常规种子将无法得到注册和流通，因为，自然授粉的花粉来源多样，既不会整齐划一，也不会有代际的稳定。而能轻松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是商业种子公司生产的受控授粉种子和杂交种子。如果这份提案得到通过，那么原本农民借助自然授粉和大量的非商业性协作所开展的育种实践将被边缘化，知识产权的逻辑将主导种子的生产和流通，大型的种子企业将主导市场。　　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种子业已经呈现了高度的集中，这一法案将进一步巩固这种集中势头，把小型的育种机构挤出市场，并最终威胁到农民对种子的控制权。这还会有另一个后果：由于追求统一，排斥自然授粉种子，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将受到削弱。而生物多样性不仅意味着农产品的丰富选择，也意味着农业的抗灾变能力。因为只有存在多样性，人类才能从中挑选出具备强大适应能力的个体加以繁殖，让农业在灾变面前屹立不倒。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意义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受够了！”运动坚决反对提案的通过，提出捍卫“种子多样性的自由”。而这也正是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重要理由。好在功不唐捐，欧盟议会在去年3月否决了这份提案，今年2月25日，欧盟理事会将提案撤回。　　这场运动全力阻击的另一项正在酝酿的制度安排是“TTIP”，这是欧盟和美国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缩写。关于它的磋商始于2013年7月，目前正处在第八轮谈判。两者希望通过这项协议来降低两地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比如监管。这种企图，在农业领域，将意味着转基因产品和生长激素牛肉、氯洗鸡等不符合欧盟现有食品监管规定的产品将有机会坐进TTIP的“特洛伊木马”，被打包输入欧盟。拟议中的一些条款还将赋予美国企业绕开欧洲法律框架，在私立的贸易仲裁法庭上挑战欧盟成员国在转基因等问题上的监管决定的权利，这被很多欧洲人视作对欧盟民主的威胁。　　驱动德国工业化农业的最根本动力，可能还是那种让本国农业走向全球市场的贸易自由化思想。德国上届农业部长曾在2010年表示：由于金融危机使国内市场处于萧条，德国农业必须以出口促增长。代表大型农场利益的“德国农民协会”（DBV）也在不断鼓励自己的成员做大做强，让德国的农业也可以成为和德国的制造业一样面向全世界出口的产业。该协会在本轮CAP改革过程中，是反对环保条款、捍卫大农场补贴的游说团的中流砥柱。因此，他们支持欧盟逐步废除自上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生产过剩而建立的牛奶生产配额制度，好让有实力的奶农放开生产，抓住新兴市场国家乳制品需求上升的大好机遇。然而，2008～2009年欧洲奶价在前一年的上升后的暴跌给中小规模奶农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使他们不再相信增产就能增收的描绘。他们恰恰相信，生产的过剩是造成奶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走上街头激烈抗议（甚至用上了绝食）废止配额制度的同时，将鲜奶倒入下水道，并围堵乳制品厂，阻止乳制品上市。但是人们后来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欧洲市场的生产过剩，而在于欧洲奶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只不过这个过程伴随着牛奶产量的增加。研究显示：2007～2009年欧洲奶价的剧烈波动乃是来自动荡的国际乳制品市场的传导，这是欧洲奶业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是欧洲奶农第一次感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　　因此，不仅很多中小奶农在这场风波之后退出了代表大农场利益的DBV，代表这一类奶农的团体“德国奶农联合会”（BDM）更从2011年就加入了“我们受够了！”游行，直至今年。他们与消费者团体、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有机农业团体等等原本并没有很多共识的人们一起，要求发展旨在满足欧洲自身消费需求，并能保证欧洲农民生计的区域性农业，而不是崇尚工业化产能、制造价格波动，并对发展中国家农民造成冲击的全球化农业。
　　 那么，人们是受够了，但改变的希望在哪里？
　　在游行的组织者约亨·弗里茨（Jochen Fritz）看来，至少一场可持续农业运动诞生了，它广泛地联合起了很多原本关心各个具体问题，却并不对农业的发展模式有完整看法的力量，建立起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这在欧洲是前所未见的，它将有望激发其他欧盟成员国社会同样的声音。
　　国内政坛的气氛开始改变，保守党去年首度表现出对动物福利的关切。去年，新上任的农业部长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要求养殖业不再剪掉鸡的喙和猪的尾，否则将立法禁止。一贯倡导可持续农业的绿党也得以进入一些新的地区执政。　　社会风气也在改变。比如德国最近成了全欧洲唯一肉制品消费量在下降的国家，肉类生产消耗大量谷物，也存在着大量的动物虐待。因此，这种改变对抑制工业化农业蔓延的意义不容小觑。而力挺可持续农业的人们，则愿意将它视为工业化养殖造成的高污染和动物虐待在媒体的密集曝光下，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　　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未来农业基金会”（Zukunftsstiftung Landwirtschaft）的负责人本尼·海林（Benny Haerlin）说，公众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过度饮食造成的肥胖和营养过剩问题，甚至，吃太多的肉已经变成有点像吸烟那样的“污名”——尽管他不赞同污名化。同时，城市人口也意识到自己与食品的疏离已经太远，因而渴望重新与乡村和土地建立联系，那些新兴的都市菜园项目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在弗莱堡，我们被告知德国目前正在出现一场农夫市集复兴运动，此外，全国各地还涌现了将近70个“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农场，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联合起来找到生态农民，签订共担风险的订单，并参与生产规划和劳动，与农民休戚与共，共同实现好的农业和好的食物。　　海林说，这场运动中活跃着大量对可持续农业满怀憧憬的年轻人。一些青年农民团体积极反对资本对土地的掠夺，为小农和归农青年争取土地权益。他们也把目光投向工业化养殖场和屠宰场中的劳工问题，指出德国的低价肉食的一个原因是对东欧劳工的不合法的低工资和福利，并为他们的福利而呼吁。在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的网络中，他们与欧洲各国的青年农民联合起来，宣传“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思想，主张食物的生产和流通应当由人民大众的民主参与来决定，应当体现生态、文化等多种价值观，而不应被资本和不透明的决策所操控。发源自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在德国的青年团体也积极参与这场运动，一改人们过去对慢食运动偏重文化和生活方式、略显中产趣味的印象。2012年1月，为了给数万“我们受够了！”游行参与者提供热蔬菜汤，德国慢食青年们发明了“菜汤迪斯科”（Schnippeldiskos），把处理加工农民们提供的数吨蔬菜的繁重劳动变成一场盛大的迪斯科舞会。这种形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成为之后每一年“我们受够了！”游行的传统节目，更通过慢食网络风靡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韩国、肯尼亚，变成一种新的抗议文化，尤其是在抗议工业化、唯市场导向的食物体系中所存在的大量结构性的食物浪费。　　这些，都被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欧洲开展捍卫可持续农业的政治活动的海林称为“希望之岛”。　　工业化的标杆德国，正在反思工业化的农业。这对时常将大资本、大规模、高科技、标准化作为农业的出路和食品安全解决之道的我们来说，是否值得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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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